贞洁烈女牌坊 性犯罪与帝国秩序：苏成捷的晚清文献研究

这本书是我在选购长城石雕时贞洁烈女牌坊，老板王国林极力推荐的。确实是相当令人兴奋。如果星星的数量没有限制，我愿意将一颗、两颗、三颗、四颗星星连成一条线。

苏成杰通过对晚清文献的研究，列举了大量的性案件，包括强奸、奸淫、鸡奸、奸杀等，以反映清代对于性犯罪的法律态度的复杂演变。虽然案件本身满足了我的庸俗口味，但这本书绝不是一本肤浅的小说，而是自出版以来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学术巨著。阅读的乐趣来自于它的深度和广度。尤陈军的翻译也相当顺利。

帝制时期的性刑罚从来就不是纯粹的法律问题。它关系到作为皇权秩序基本单位的家庭结构的维护。因为以性别为代表的家庭的权力和主导地位本身也是皇权结构的缩影。

不忠、强奸、鸡奸、懒惰光棍、强迫卖淫，以及由此产生的罪行和如何定罪，都反映了晚清在现代社会剧变中为了维护皇权的紧张和担忧。作者对案例的引用和富有洞察力的讨论非常令人赏心悦目。

性与帝国秩序

性总是与权力相关。在中国的帝制时期，齐达到了明清时期。这种规定是一种男性中心主义。阴茎代表着统治和权力。性权力的作用决定了社会性别的支配地位和从属地位。顺从的性角色也是贵族乃至社会稳定的基础。 《唐律》极力防止的是男奴与主人的女人通奸。

作者提到，“通奸”是一种威胁家庭道德和作为社会秩序基础的家庭结构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违反了社会正常的支配关系和家庭秩序。但同样在唐代，主人即使强奸家奴也不构成犯罪，因为主人对家奴有正常的性权力。古代对性犯罪的定义与现代人权概念完全不同。对性犯罪的判断更多的是基于是否危害社会秩序的考虑。这也是书名的意义。

本书之所以重点关注万庆的研究，是因为从唐代到明清，性犯罪最大的社会变化就是性犯罪的危险从家庭内部秩序转移到了家庭秩序之外的个人。 。 “清朝关于强奸的司法论述不再是发生在贵族阶层内的犯罪行为或超越法律地位水平的阶级冲突。”相反，它是“从地位表现转向社会性别表现”。简而言之就是从贵族地位的维持到社会性别的维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法律从现代的角度展现出了进步，但这与现代法律意识的觉醒无关，因为本质上仍然是出于维护帝国秩序的考虑。

尽管现代人口激增，男女比例失衡，“光棍”却成为危险源。书中指出，“男性总数超过女性，父权制的稳定性被认为越来越受到来自社会经济结构最底层的一群人的影响”。不断扩大的单身汉人口的威胁……这些大量的流氓单身汉是支撑规范价值观和国家权力的家庭秩序之外的个体。”

因此，性行为成为帝国监管下的重点问题。无论从儒家伦理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在当时，一切合法婚姻之外的性行为都是危险的、不正当的。 “通奸”象征着一种侵犯，“当一个男人的血统受到家庭以外的另一个男人的干扰时。强奸威胁到上层家庭秩序甚至政治秩序。不适当的性关系，对于父系家庭和自己来说都是一种侵犯。”对于任何看到其祖国扩张的国家来说都是危险的。”

鸡奸法

单身群体也带来了鸡奸现象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这也是本书最有趣的地方，因为在宋明元的法律中，并没有单独规定禁止鸡奸，而在清朝，鸡奸原本是用于异性的。将性侵犯条款应用于鸡奸，特别是强奸和谋杀，以及抵制强奸和谋杀通常是异性恋法律的演变。

鸡奸，就像男人和女人一样，也反映了统治地位。掠夺者往往寻找的是“好家庭的孩子”，他们很容易被侵犯，而且比自己年轻。年轻人入侵老年人的情况很少见。书中有一个例子，讲述的是一名年长男子被年轻男子强奸的故事。这让判案的县令很不解，连续两次询问老人为何被强奸。县令之所以困惑，不仅是对鸡奸者耻辱的刻板印象，也再次表明性必须与权力和社会阶层挂钩。年轻人强奸老年人，就相当于非常规权力的侵入。 “只有当伴侣之间的性角色划分与他们各自在年龄、阶级、财富和其他社会等级中的地位一致时，同性关系才是可以理解的。”

被鸡奸的男人不仅失去男子气概，而且还受到极大的耻辱。渗透方作为主导方，会炫耀自己的行为。因此，一些受害者宁愿杀死加害者，也不愿暴露他们的关系。这说明，带来耻辱的并不总是来自同性性行为本身，而是被侵犯的一方，或者被支配的一方的男性气质上的污点。

同样，鸡奸也影响了作为帝国基础的主流家庭秩序。相反，无论是清朝的法律还是历代的法律，都没有提及女性之间的同性性行为。根据“阴茎中心主义”观点，社会性别和权力取决于以性交过程中阴茎插入行为为标志的等级统治体系。那么女性的性行为显然与之无关，也不会影响社会性别和权力关系，甚至不会对社会结构构成威胁。

妓女变好公民

对于帝国里的好人来说，任何婚外性行为都是非法的，而对于包括妓女、女同性恋在内的贱民则提供了合理的法律空间，对妓女的性犯罪定罪比对好人的女性轻。很多，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并不构成犯罪。这种“宽容”正是因为妓女的贱民身份，她们不需要履行传统的道德法则。对于善良的人来说，维护性道德是他们的职责。但到了雍正时期，娼妓被法律禁止，结束了自古允许性工作存在的法律空间。贱民阶层被废除，所有妓女都被列为好公民。

看似贱民的身份得到了解放，但实际上贱民的生存状态并没有改变，他们被要求像好公民一样遵循性规范的义务。妓女及其嫖客曾经合法的行为现在将被视为“强奸”。 “犯罪必受惩罚。”如此一来，从事肉体交易的人只能走向灰色地带，因此“将卖淫定为犯罪也会导致腐败，从而为政府官员收受贿赂开辟新途径”。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雍正推出的贱民变良民政策不能用现代人权理念来解读。它仍然是维持帝国统治的一种手段。这里我想大段引用作者的话——“将这种群体的地位提升为“好公民”这一举动的本质意义在于，从此以后，这类群体的行为也将受到那些群体的影响。雍正皇帝设计的“改过自新之路”将他们中的许多人所依赖的卖淫定义为犯罪，而不是通过加强官方监视和对卖淫的刑事定罪来提供这些人的个人自由。这些人的行为范围被允许从事。”

换句话说，因为“强奸”对家庭结构和社会秩序构成威胁。雍正朝通过扩张，将好人所遵循的行为规范延伸至所有低地位群体，将一切性工作都变成了“通奸”，从而加强了对清朝因人口爆炸而造成的性乱的控制。

因此，禁止卖淫与禁止此类商业活动无关。这与当今各国的现状不同。如今，世界许多地方都禁止商业性交易。没有金钱交易的性行为不被视为犯罪。在中国封建时期，情况恰恰相反。商业因素完全无关，丈夫性垄断之外的性行为是定罪的基础。

贞洁

作者还提到，“此外，雍正朝还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大力推动民间祭祀贞节的传教运动”。换句话说，捍卫性障碍的责任被赋予了那些保持贞洁的人。指来自好家庭的女性。

“如果说忠诚是属于男性的政治美德，那么贞洁则是女性需要具备的相应美德。”清朝为大批被强迫结婚、被强奸、反抗直至自杀或死亡的妇女建立了贞洁纪念碑。

“贞洁的荣誉不仅授予贞洁的妇女和那些因抗奸而死的烈士（这种做法与明代相同），而且还延伸到那些不屈服于家庭压力、拒绝接受强奸的妻子。成为妓女，以及那些反抗胁迫的人。寡妇因妇女被猥亵而自杀等而再婚而死。无数的圣旨都强调贫困妇女的性选择是最重要的问题，就像朝廷招募她们来帮助捍卫本已岌岌可危的边界一样。主流家庭秩序。相同的。”

对于清代的性犯罪，非常看重女性的贞操，这也说明了良家女性的性选择对国家有多么重要。到了人口不断增长、工商业萌芽的清朝，帝国仍在极力维持传统的农业男性文化。农家姑娘编织着理想的社会图景，努力捍卫不稳定的规范家庭秩序。

最后，我用本书最后一章的话来结束——“背叛”与叛逆之间的经典联系不仅源于抽象的道德问题，而且还源于性障碍的可能威胁。对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各种现实焦虑。

两种情绪

以上内容不能算是书评，只是对本书内容的总结，方便以后参考。就我个人而言，我对这本书有两大感受。首先是本书的视角。选取的案例并不是贵族精英（贵族精英当时并不缺乏性资源），而是普通百姓。他们可以一窥清朝时期个人的生活，更不用说性的私密问题了。这个话题给人一种很大的新鲜感。新鲜的不是性本身，而是当时人们对生活的追求和渴望与今天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贞洁烈士如此重要？不正是因为它所表现出的牺牲性吗？相反，那些违反性别界限的人（比如寡妇因为不守规矩的女人而被丈夫起诉，从而失去继承权和孩子）也表明，即使面对各种规定和限制，她们仍然会做出冒险的选择，因为贫穷、生存或爱情。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值得一件 T 恤。

其次，清朝的法律并不像影视剧或刻板印象中那样严厉和惩罚。官员依法办案时，也有人性的考虑和纠葛。对于一个有争议的案件，因为层层举报，所以从县令到太守，都会反复调查，仔细筛选。这并不是说清朝非常法治，但从当时记录的案件来看，整个案件并不是官员根据一个人的好恶来决定的，而是必须基于仔细的供述和证据贞洁烈女牌坊，并符合当时的法律。尤其是在清代，性犯罪的复杂性超出了清朝法律法规的范围，需要官员灵活延伸和适用，超出了个人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