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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国邦木》中的“邦木”是“华表”的原型
“华表”大家应该很熟悉，因为首都北京天安门前就有两座高大的华表。关于华表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源于古代宫殿、桥梁或陵墓前的石柱，称为望柱。柱子特别是上端，常有雕饰，多为云纹、珍禽异兽等图案。北魏杨宣之《洛阳佛寺志·龙华寺》中记载：“宣阳门外至洛水四里，建浮桥，谓之雍桥。南北有华表，高二十丈，华表上有凤凰，似欲飞天而起。”三国魏人何平舒《景福宫》中也有“华表灼灼，熠熠生辉”之句。这里的华表，是指宫殿之外的具有宗教象征意义的建筑构件。天安门华表的设立，是为了传承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华表”和“望柱”的文化内涵和意义。每只华表高9.57米，直径98厘米，重达2万多公斤。每只华表石柱上都盘绕着一条栩栩如生的蟠龙，龙似奔向云霄。每只华表的顶端都雕刻着两只云翼，云翼上方是一个圆盘，圆盘上方雕刻着一只名为“犼”的瑞兽，犼是龙的九子之一。
华表的由来，应与尧舜时代的“谏鼓谤木”中的“谤木”形象有关，“谤木”即为华表最初的原型。
晋朝崔豹所著《古今注·问答录》中程雅之问：“尧为何设谗树？”董仲舒的回答是：“今之华表，为横梁，柱头形似花，形似杠杆，用在一切路口。有人称之表树，以示君王受谏，亦为辨路口之用。秦时除之，汉始修之。今西京，谓之教务。”
晋朝皇甫谧在《帝王记》中也记载：“尧立鼓以人谏，舜立树以人谗。”相传尧帝曾在庭院中立鼓，叫人击鼓谏，称为“谗鼓”。后世在衙门、县衙的殿堂外立鼓，以谏言，应是尧谗鼓的一种传承。相传舜在交通要道上立木牌，叫人把谏言、建议写在上面，再由衙门派专人收集上报，这种木牌就叫“谗木”。谗，在古汉语中，本义是议论或批评别人的错误，是中性词。
《管子·桓公问》中记载：“黄帝立明台，以议事，以观贤人；尧有渠氏，以问民；舜有旌旗，以报善事，使君王不欺；禹立建鼓于庭，以问民；汤有宗节庭，以察民谗；武王有灵台，以举贤人。此诸圣帝王有而无失，得而无忘。”此记载中，立建鼓之举归于大禹，也可理解为大禹继承了尧帝开明的政治举措，更何况尧帝还在十字路口设立关卡，听取百姓的意见。
尧、舜、禹时代，“谏鼓”与“谗旗”乃至“行善旗”成为最高统治者与百姓沟通、倾听基层民众意见、宣扬善美的一大平台。后世以“谏鼓”来赞扬封建王朝开辟言论渠道的开明政治行为，并作为统治的象征流传至今。
2.“谏鼓谤木”中的“谏鼓”引发了谏官及相应机构的产生
“谏”字有直言不讳之意，从尧舜时代的“谏鼓”到后世“谏官”的出现，中国历史经历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由普遍太平向封建世袭君主制转变的过程。
监察御史即谏臣的设立，主要针对的是封建君主。监察御史的职责就是不怕得罪君主而被贬谪斩首，敢于直言，对君主的错误提出建议，督促其改正。《吕氏春秋·步句论资治》有：“欲知直，必有尺；欲知方圆，必有规矩；君主欲知己，必有直学士。故天子设辅佐师，以指点过失。女子不能自知，君主最甚。生存安危，莫求外道，而知己知彼。尧有鼓以谏，舜有木以谗，汤有义士，武王有鼓以警戒，犹恐不能自知。”这段文字中的“师”和“义士”与后世的御史相近。《周礼·地官》也有“御史在一官二吏之下”和“御史负责谏谏王之弊”的语句。不难断定，御史这一职位至少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存在。夏末，关龙蟠因直言不讳而被夏王桀折磨致死，这再次说明，御史这一角色早在奴隶制出现后就已诞生。
据《吕氏春秋》《武公篇》记载，管仲对齐桓公说：“吾赴宴早来早去，得罪天子的面子，进谏要忠心，不避死，不重富贵，不如东郭，请任他为大谏。”齐桓公采纳了管仲的建议，设置了“大谏”一职。真正的“谏”一职的设立，始于春秋时期的齐国。春秋战国时期，晋国的仲大夫、赵国的左思国、楚国的左图等职务，都是谏官性质的。《论语·子路初会》有“君王无谏官，则失节”之句，再次说明谏官一职在春秋之前就已经存在。东汉班固《白虎通?监政》有“设辅佐使者”之句，说明辅佐使者的作用犹如皇帝的羽翼，是重要的宰相。
汉代有监大夫等职，隋代有“乃彦”，宋代有“司监”、“正彦”，并设立监院。宋代司马光、欧阳修、范仲淹、王玉珍、苏辙等人都曾任监察御史。元代，司监、正彦职被废除，但监察御史还兼有监察御史的职能。
三、汉隋“谏鼓谗木”的影响
受“谏鼓谗树”启发而设立的御史一职，在秦朝被废除，到了汉朝又恢复。《资治通鉴·汉纪五》记载，汉文帝开元二年（公元前178年）五月，诏书上说：“古之治天下，有扬善之旌，有谗树之木，以通达治道。今律有谗言恶语之罪，使群臣不敢畅言，天子无从听闻过失，何以引得远方有德之人来朝？除之！”从皇帝倡导的“谤法树”到“谤法”及其罪状，我国政治文明已由尧舜时代进入家族统治的封建时代，但尧、舜、禹的开明政治遗产仍在崛起和活跃，朝廷“御史”的政治地位日益受到重视。
《淮南子》卷九有《兵法训导》一章，云：“古之天子朝见，群臣直谏，博士诵诗，盲师吟诵，百姓传话，史官记过，宰相减膳，尚不足为过。故尧设鼓以谏，舜设橛以谗，汤设司仪，武王设鼓以戒，虽小过如毛，亦有备而来。”东汉高邮则评论道：“欲谏者，击鼓。”这段话的意思是，在古代，皇帝上朝时，大臣们直接提出建议，博士们吟诵《诗经》中带有政治讽刺的某些诗句，乐师们通过音乐进行劝告和警告，官员们把百姓在街头的议论汇报给国王。史官们可以大胆地记录皇帝的错误，宰相可以减少皇帝的膳食，以示他应该反省自己的错误。但是，皇帝还是觉得这些监督措施不够。于是，尧设鼓供人参议时敲击，舜立木柱供人写意见，商汤设立监察官，周武王准备摇鼓以警告自己要谨慎。即使发生丝毫的错误，他们也已经采取措施来防止和惩罚自己。
正是在这种有利的政治环境的引导下，民间特别是知识分子才敢于向朝廷献策。据《后汉书》卷五十四《杨震传》记载，汉安帝刘攸年间，外戚把持朝政，河间（黄河中游以北地区的统称）人赵腾直接“入宫上奏，点明得失”，即直接向朝廷上奏，指出朝政的得失。这是民间谏议的典型表现。汉安帝大怒，下令将赵腾关入狱中审理，并判处他“违抗君主不义”罪，可判死刑。这时，太尉杨震不顾政治危险，上书救赵腾，说：“吾闻尧舜时代，谏谏谗之人，立于朝廷；殷周贤王，小人怨谗之时，尚且尊崇其德。故而显其智，不隐秘，取人之长，发民之心。今赵腾谏谗，与亲手犯法，大有不同。恳请陛下除去罪名，留腾性命，以劝民言之。”汉安帝不解，将赵腾“葬于城中”。汉安帝不理解和采纳杨震的建议，最后处死了赵腾，将其置于城中示众。“谏谗”的开明政治风气在东汉一朝一夕就改变了。
不过，《后汉书》卷五十六《张浩传》中，又记载了一个叫赵腾的人。此事发生在汉顺帝年间，赵腾并未受过刑罚。记载如下：顺帝刘豹即位时，任用浩为司空，举荐人多，举贤能能，天下皆赞他。当时，清河（今河北南部）人赵腾告发灾祸，诛杀朝政。皇帝奏疏群臣，要求逮捕赵腾，查办此事。他所举八十余人，皆是诽谤之人，应严惩不贷。张镐上疏劝告说：“吾闻尧、舜立鼓以劝谏，三王植树以惩谗。春秋集善录恶，圣王不诛小事。滕等虽犯法，本意忠义正直，若将他们处死，则天下闭塞墓前华表是什么样的官员，谏源断绝，非明德于后世也。”皇帝这才恍然大悟，将赵滕的死罪减了一等，其余一律封为司寇（二年一刑）。四年后，朝廷以自然界阴阳不调为由将他革职，赵滕获得了新生。
这样一来，汉朝应该有两个赵腾，一个是因上书朝廷而被处死，另一个是先被关押后又被释放。汉文帝时期，政治风气开明，政通人和，后来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兴盛现象；但到了东汉安帝、顺帝时期，这种开明的政治风气已经几乎消失了，这也说明汉朝的命运已经不远了。
历史发展到南朝梁武帝萧衍时期，他吸取了南齐灭亡的教训，勤于政事，无论春夏秋冬，每天早晨五点起床，审阅公文、奏折，哪怕冬天冻僵了手也不在意，还继承了尧舜时代“谏鼓谗木”的传统，为百姓畅所欲言，开辟了渠道。
为了广纳谏言，听取众人意见，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萧衍下令在门前设立两个箱子（当时叫箱子），一个是“谗木箱”，一个是“龙石箱”。如果你是功臣或才人，但未受赏赐或提拔，或才华未受重用，可以将你的书信放在龙石箱里。如果你是普通百姓，想对国家提出批评和建议，也可以将你的书信放在谗木箱里。萧衍在位48年，占据了仅有55年历史的萧梁政权近90%的份额。如果没有发生“侯景之乱”，这个王朝的结局会是怎样？可惜，历史上没有“如果”。
四、谏鼓谤木在唐代的影响
唐高祖李渊任命苏世昌为谋士，苏世昌经常以“疯癫”的姿态当谋士，讽刺李渊。一天，李渊从泾阳打猎回来后，高兴地大声问侍从：“今日打猎开心吗？”苏世昌接过话头说道：“陛下抛下一切事务，打猎还不到十天，陛下不开心。”意思是说他百日不打猎，所以不开心。他讽刺皇帝的味道，真是浓烈而辛辣。李渊一听，脸色顿时一变，正要发作，却笑着说：“陛下又要发作吗？”苏世昌回答道：“如果只为自己着想，可以说是疯癫；但是为陛下着想，所以忠心耿耿。”李渊听后，一笑置之，但心里还是很佩服这位谋士的忠心耿耿。
据《新唐书》卷一百零三《苏世昌传》记载，有一次李渊在辟香殿设宴，苏世昌也出席了。酒醒之际，苏世昌向李渊敬酒，故意问道：“这么宏伟、精雕细琢的宫殿，是隋炀帝所建的吧？”李渊知道苏世昌又是在讽刺他，便说道：“你善于谏言，看似诚实，实则欺诈。难道你不知道这宫殿是我所建的吗？为何谎称是隋炀帝所建？”苏世昌回答说：“我但清宫、鹿台，非圣人所为。陛下能在武功旧居避风雨，当时就觉得很满足了。当今世人厌恶隋朝的奢靡，所以实现了开明的唐朝来了。陛下应该断绝奢靡，返璞归真。如今宫殿修建得如此华丽，装饰得如此富丽堂皇，想彻底消除隋朝的乱象恐怕也难。”身为皇帝的李渊不仅没有责怪御史的冷言冷语，反而连连称赞。
孙福嘉是隋朝万年县的法吏，李渊建立唐朝后，孙福嘉是第一个给李渊谏言的人，希望他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
据《新唐书》卷一百零三《孙福嘉传》记载，李渊即位后，第一个向李渊进谏的人就是孙福嘉。他主要提到三点：一是天子有争臣，虽不义，不丧江山。隋朝灭亡的原因，就是统治者听不进自己的过失，总以为自己功德大于五帝三王，放纵奢靡，导致“天下士卒，人口枯竭，盗贼日增”。当时不是没有直言不讳的大臣，主要是因为“天子不纳谏，大臣不敢告之”。如果隋朝也能开辟坦荡之道，“任用贤能之士，赏罚恰当，大家工作愉快，谁能撼动乱势？”所以，他希望李渊不要以为得天下容易，而忘记了隋朝失天下并不难，劝告李渊：“狩猎时，当顺应四时，莫忘迁徙。”其次，他希望李渊制止“诸娱”等不属于“正统音乐”的淫乱之风，“放掉郑乐，远离阿谀奉承者”，把“非少非夏”的“妓女”所唱的音乐一律废除，恢复“雅正”之声。第三，人性本相类似，习气不同。他希望李渊慎重选拔太子和诸侯身边的人，“左右管事必慎重选拔，凡不义无赖之徒和善于狩猎、歌舞、闲庭信步之人，只可悦耳目，随时准备驱使，决不许他们拾遗补缺。”他还指出，历来“家子不孝，兄弟不和，皆因左右乱而致”，因此，选拔太子和诸侯身边有德之人十分重要。李渊完全采纳了孙福嘉的建议，提拔了孙福嘉。
唐太宗李世民善于听取臣下的建议，与其父亲开国皇帝李渊的榜样有关。《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征传》记载，唐太宗曾“嫌弃授勋大臣多不近情理，欲贬之”。这里的“大臣”指的就是唐高祖李渊。魏征对李世民说：“古人立谗树，听取自己的过失，今人上奏，犹如谗树。陛下要听取得失，就让谗树畅所欲言。谗言若诚，则利陛下；若不诚，则不害国家。”李渊对那些帮助他建国的人，都慷慨地封爵授勋，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气度。与进谏受谏相比，政治成本微不足道，魏征等人直接进谏的勇气和李渊树立的榜样，对李世民后来管束群臣的本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唐代的政治家深知尧舜时代的谏鼓与谗木所带来的政治教化，除魏征外，其他大臣也常常以此为借口献策。
据《新唐书》卷九十八《王贵传》记载，王贵曾是李建成太子府的中舍人，后升任中云，李建成待他很好。李建成与李世民发生矛盾时，李渊就把责任推到王贵身上，责怪他不能很好地引导太子，将他流放到西州。李世民称帝后，把王贵召回，任命为谋士。李世民对王贵说：“正君制恶臣，不能治；正臣侍恶君，也不能治。君臣同德，天下才能平。我虽不明智，但愿您多多指教，改正错误，平定天下。”王贵说：“古时皇帝有七个大臣与他争论，如果不采纳他们的意见，他们就会相继死去。如今陛下既显圣德，又采纳了我的建议，我愿尽心尽力为您效劳。”李世民十分赞同王贵的说法，于是下诏任命王贵为御史，与中书门下、三品官员一同入阁。王贵“尚诚纳善，时时出谋划策”，深得唐太宗的信任。
有一次，王贵看到太宗身边有一个美人，原来这个美人是被庐江王李渊从别人手里抢来的，因为李渊和太子李建成关系很好，所以被诬陷谋反，被杀，首级被送到京城。李世民见到王贵，就说：“这个庐江王心术不正，抢了她的丈夫，还占为己有，这还能不死吗？”李世民现在正在给自己找一个拥有这个美人的理由。
王贵听后，便离开座位，走到李世民身边，语气平静地说道：“陛下，您觉得庐江王说的是对的，还是错的？”
李世民说：“你杀了人，又娶了他的妻子，还问我是对是错，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王贵回答道：“我听说齐桓公到虢国问长老们：‘虢国为什么会灭亡？’长老们回答说：‘因为虢国好善恶恶。’齐桓公说：‘若真如你所说，虢国君应该是一位贤明的君王，为什么会灭亡呢？’长老们回答说：‘不是，虢国君好善不能任用，恶恶不能除掉，所以才灭亡的。’如今陛下知道了庐江王灭亡的原因，而庐江王的美人妃子却还在陛下身边侍奉着陛下。感觉陛下是在肯定庐江王当初做的是对的，陛下明知道这样做不对，这是知恶不除。”李世民被王贵的话触动了，他夸奖王贵说得有理有据。
还有一次，李世民让礼部侍郎祖小孙教宫女们音乐，宫女们的音乐水平始终没有提高，李世民就经常批评祖小孙。王贵和同为谏臣的文彦博一起劝告李世民说：“祖小孙是个正直的人，陛下让他教宫女们音乐，然后又批评他，难道您是想告诉天下读书人不值得重视吗？”
李世民听后大怒，说：“你们都是我的心腹，怎么会欺上瞒下，为别人说客呢？”
文彦博见皇帝生气，连连道歉。但王贵却不肯认错，拒绝向皇帝道歉。他说：“我是前妃，该死，陛下饶了我一命，召我到枢密院，请我效忠。今日陛下怀疑我是出于私心。陛下对不起我，我却没有对不起陛下。”
王贵顶撞李世民之后，一时哑口无言，脸上露出羞愧之色，君臣之间便和好了。李世民也接受了王贵等人的建议，不再责怪为人谨慎的礼部侍郎祖孝孙。
次日，李世民对房玄龄等人说道：“昔周武王不用伯益、叔齐，周宣王杀杜伯。自古帝王难纳谏，吾力行先贤之道，实为吾悔过。昨日责怪王贵、文彦博，实为吾悔过。你们切不可因此事，不肯奉劝！”
当时，王贵与房玄龄、李靖、文彦博、戴胄、魏征等人共同辅政。李世民认为王贵在察言观色和言辞表达上很有优势。有一次，他对王贵说：“请你帮我评判一下房玄龄等人的才华，你比他们哪一个更优秀？”
王桂回答说：“论勤政报国、尽心尽力，我不如房玄龄；论文武双全、兼任将相，我不如李靖；论通报清楚、肯纳请托，我不如文彦博；论解决繁琐急难、保证百姓拥护，我不如戴胄；论乐于进谏、羞于天子不如尧舜，我不如魏征；论清浊扬清、憎恶善善，我比这几个人总有一天会好过。”李世民认为王桂总结得很好；房玄龄等人听后，也觉得王桂总结了大家的优点，他的点评和结论很准确。
在李世民与魏征交往中，魏征常常直言不讳。李世民曾在与太子谈话时说：“吾初得魏征，日夜为吾谏言。征死后，刘礼、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继位。”据《新唐书》卷九十九《刘礼传》记载，李世民曾对群臣说：“吾今欲听吾过，诸君可言。”当时，长孙无忌、李绩、杨师道三人异口同声回答：“陛下以大德治国，臣愚昧无知，不见陛下过失。”尚书右相刘礼出言：“然近来呈上来的几封信，并不符合陛下意愿，若当面质问，皆感羞愧汗流。恐此非谏言之道。”他指出唐巡抚对上书进谏之人的“质问”态度，可能影响进谏之人的积极性，希望皇帝予以纠正。唐太宗立即回复：“您说的很好，我可以纠正。”
根据汉元的传记，在唐的旧书第80卷中，库里安格（Chu ）被降级为“不服从皇帝的意志”，并被任命为坦州州长汉元（Han Yuan）总理提交了一个纪念活动，以纪念以下言论。巨大的变化，受益于伟大的计划，为未来留下良好的声誉，并传播不朽的声誉。”
根据唐（Tang）的第173卷的郑坦（Zheng）的传记，在的14年中，Zheng Tan被任命为帝国顾问。 Zheng Tan和他的同事Cui 向法庭报道：“自从您登上宝座以来，您已经过了太多盛宴并进行了太多的狩猎和夜晚，与您相近的人的奖励是由活生生的血液和肉体制成的，不应浪费他们。这将防止官员对整个世界的祝福皇帝的错误。
李博的传记新书的第118卷记录在唐皇帝的统治时期，李博是当时的辅导员。及时的部长们都是la脚的，如果la脚和倾斜在外面，那么忧虑就会累积，而忧虑会累积，肯定会发生灾难，如果您的恐惧会遇到三分之二。我的三个示威将危害该国。”他还说：“左派和右派人员负责训练和批评，但他们保持沉默，没有任何事情。如果任命官员而没有问责制，那么他最好解雇他们。”
根据唐的第130卷的传记，他登上了王位，他用刑法统治着这个国家，当时，人们的陵墓曾是唐·尤（Tang Yu Yu）的陵墓右金将军陈向法院报告，戴宗皇帝赞扬他不惧怕权力的行为。 Pei Chen微笑着回答：“这不是您所知道的。我的岳父现在很强大，皇帝登上了宝座，因此他必须有很多追随者。现在，我揭露了他的次要缺点，以表明我不是一个依赖权力的人。向皇帝报告。皇帝认为Pei Chen所说的话是有道理的，因此他夺回了所有权力，将鼓击败相关部门，以防止某些人为某些“琐碎”的问题打扰皇帝。
5.吴周政权期间的审查员倾向于“害怕使用武器杀死老鼠”
尽管审查员有权直接就包括皇帝在内的国家事务发表意见，但他们有时必须谨慎。
唐的新书《歌曲的传记》的记录是，出生时是金斯，是直立的，有很好的原则，善于写作，他很快就成为了一名监督的审查员。 IEF，负责国家纪律检查和监督的重要法院官员。
当时，有一封“飞行信”（类似于今天的“人信”）指责吴的男性最喜欢的张开东推荐“同志”，或者是一个理解风水的人，以“观察好和不好的运气”，以预测叛逆的罪名，以预测叛逆的人。
吴想夸大Zhang 兄弟和Zhang Yizhi，所以她对Song Jing说：“ Yizhi和其他人已经告诉我这一点。
但是，辛仍然坚持他的原则，并坚持此案。不怕冒犯吴皇帝的“恩惠”，并准备死而遗憾地死了。
吴对Song Jing的争论感到“不高兴”，但她还觉得Song Jing并没有错。
吴在她的底部感谢歌曲，并要求他们对歌曲jing表示感谢，并拒绝与他见面。
法院曾经在法庭上举行宴会，而被评为第三级官员，而Song Jing则被排名第六，并坐在底部。
Song Jing作为回报：“他们的才华和低角色，那么您为什么说他们是最好的呢？
当时，法院将张伊兹（Yizhi）和其他人视为，并没有命名他们的官方冠军。
Song Jing回答：“按照您的官方职责，您是一名高贵的官员。您不是他的家人奴隶，所以您为什么会这样说话？”
6.“示威与诽谤”的声音在清朝几乎消失了
从诱人，接受和拒绝示威墓前华表是什么样的官员，君主与他的封建王朝中的关系源自“示威和诽谤木材”，这是复杂的和微妙的。王朝不得不愿意或顺从地喝这种苦药。
尽管非汉人可能会掌管世界，但汉知识分子会在发生这种情况时提醒他们的新大师，要求他们了解“反对诽谤的示威”的文化传统，并向公众舆论开放。
天利山（Tian ）在清朝的第三年是金奇（）。他曾经为皇帝写了一个纪念馆，希望皇帝能够学习历史来理解理性，明智和接受建议，并说：“对圣人的研究应该从阅读历史开始。历史是古代皇帝的成就和损失的森林。如果皇帝宽大，仁慈，仁慈，善良，善良，善良，以及他的事务，那么他的事务就会繁荣，他的事务和态度将得到良好的态度旧的方式，讨厌听到错误，并喜欢沉迷于欲望，他的人民将不安，他的事务不会得到很好的管理，我的世界将在下降和混乱。雅典变化。他希望由《曼彻斯》建立的清朝的皇帝和他的部长能在宋朝上读西玛·古的“ Zizhi ”，但他特别强调，皇帝应该有勇气作为政治人物“接受建议”。
尽管《王朝》由曼彻斯（）建立了更多的法院制度，但自从唐（Tang and Song）王朝（ of Q.除了一些政府的办公室外，如果有一个官员，则必须有一个官员，而官员的地位高于Han官员的地位，以表明该人比Han人更高尚，而这一现象却显而易见。元王朝的Achi。
在Yao和Shun时代创造的“咨询和批评”的传统为人们表达了他们的意见开辟了道路，在清朝中，在封建君主制之后，在Sun Yat-Sen先生的指导下被推翻了。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阐述了古老的“咨询和批评”，不仅在国家体系的建立中继承和创新了，而且我们还可以感受到古老的呼唤的声音，这些声音无法从批评和自我公务上的双重变体中造成很长时间
Shu
4, 2022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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