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开播，展现北京不同时代生活，引发居民联想回忆

北京晚报·五色土|作者：张双林

国内首部以三代居委会主任为主角，描写不同时代基层干部和北京生活状况的电视剧《胡同》近日开播，引发了不少北京市民的兴趣，让他们产生一些联想和回忆。电视剧是一种文艺创作，是历史的见证者，是社会发展的写照，但与历史不同，但电视剧作为现实主义作品，不可避免地反映了一些真实的历史故事，《胡同》也不例外。它所反映的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以及21世纪初北京人的生活，是大家熟知的，有切身感受的牌坊 电视剧，尤其是衬托剧情的一些民俗风情，更受关注，对于年轻人来说，又是一次增强对北京历史常识了解的机会。

摔跤、中传与“吴相胜”

胡同里有一段描写“孔三”摔跤的情节。清末民初，北京有很多地方可以进行摔跤，除了天桥，城里一些大型庙会，如隆福寺、护国寺等，也有摔跤艺人在庙会上表演。剧中的“孔三”是虚构的人物，但天桥有鲍三这样在京、冀、津闻名的著名摔跤手。孔三显然是以鲍三为原型的。《老北京的酒吧》、《京都景点》、《天桥历史》等都有关于鲍三和天桥摔跤场的记载和介绍。

《紫禁城宴饮四景》描绘清朝乾隆皇帝与蒙古王公们观看摔跤等活动。郎世宁等作。故宫博物院藏

包三本名包山林，清朝山普营人。山普营和火器营一样，都是皇帝的贴身部队，不过山普营是为了表演而建的。清朝皇帝都喜欢摔跤，比如康熙年少时就和年轻的摔跤手交往，这些摔跤手被称为“哈哈柱子”，擒拿鳌拜的摔跤手就是“哈哈柱子”。山普营的摔跤手也被称为“布库”。清朝山普营有两个练习摔跤的地方，一个在东城大佛寺，一个在西城檀香寺，分别称为“东营”和“西营”。山普营除了射箭、骑术外，还为皇帝表演摔跤。每当蒙古王公来京朝贡时，山普营的布库们就会和蒙古王公带来的摔跤手比赛。

山铺营以相扑为运动项目，总教练叫“格尔塔”。因与皇帝关系密切，汉人不得加入山铺营。早年相扑户全部是满族和蒙古族。民国后，山铺营自行解散，靠皇帝俸禄生活的相扑户只好“下海”在地上表演以谋生。天桥相扑场的鲍三、满宝珍等人以及他们的徒弟们，直到1966年8月25日天桥市场关闭，才结束相扑生涯。由于他们个个身强体壮，不少被分配到工厂当装卸工，也有到煤店当运煤工，个个干得干脆利落，日子过得挺滋润。 据鲍三在《老北京酒吧》的徒弟马桂宝说，“摔跤，一招一式都是文化”，十分尊敬师父鲍三，称“鲍三人品好”、“无功不酬”。鲍三的师父是山铺营“一流摔跤手”万八爷。他们一代一代传承着摔跤技艺，老一辈摔跤手的操守也是他们的榜样。摔跤又称摔法，鲍三的前辈有沈三、杨双根、张狗子、何三、小海王、孙建子等，个个都是佼佼者。在《北京艺人访谈录》采访沈三的文章中，沈三说摔跤手有“三件宝物”——鞍囊、驼绒绳（腰带）和螳螂肚靴。 有了“三件宝”，清末民初他们登台演出时，“摔死也不在意”。

天桥的摔跤又叫中国式摔跤或“北京式摔跤”，也有“五相生”的说法。摔跤手们表演前，会相互吵架，说些下流的话逗乐观众。摔跤手大多文化程度不高，难免会说些粗话。因此，早年天桥的摔跤场不允许女子进入。据老摔跤艺人马桂宝说：“我最喜欢五相生，把相声融入摔跤，很好笑。”

在胡同里，还有一种玩弄中央旗的表演。据说中央旗是清朝礼部的“大管家”，每当有外国来朝贡，礼部就代为收缴，中央旗就是接受馈赠的礼仪道具。所谓旗，就是一根很粗很​​长的竹竿，上面挂着一条长长的红布。比如包三练的中央旗，上面写着十一个大字：“包山林以武交友震乾坤”。旗的外围是黄色，上面挂着三面小旗，旗上有铜铃。每面旗至少有两米长。包三玩弄旗的时候，旗子仿佛在他手里扎了根，再也没有丢掉过。 玩中旗的技巧动作很多，如“霸王抬顶”、“苏秦背剑”、“仰月望月”、“张飞骗马”等。有时旗子停在肩、肘、指、牙上。有时练卧时，旗子立在腹部，用腹肌发力，使旗子跳动三次。据马桂宝说：“鲍三旗子无人能学，他扛旗，旗子扛人，臂花、旋转无人能学。”据《老北京人情》记载，鲍三玩中旗时，有“看桥不倒”的本领。“鲍三中旗过北海金岙玉堤桥时，东西两座牌楼，中旗直立抛过，从此名扬京城。” 历史悠久的天桥中旗，2006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除了天桥表演、庙会之外，中梵在历史上每年都会参加花会，北京人称之为“走市”。其中最重要的活动是农历四月十八日在京西妙峰山举行的“朝顶”。这一天，北京的很多“老会”，如小车会、狮子会、五虎会等几十个花会，都会去祭拜碧霞元君，称为“朝顶”，中梵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近年来，妙峰山恢复了庙会活动，中梵仍然在“走市”中展出。

捐款、公安、朝阳群众

电视剧《胡同》中，有些情节是有历史背景的，并非导演杜撰。情节中，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人物田枣带领居民们编筐筹款，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购买飞机，这有历史渊源。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曾出现捐献飞机、大炮的高潮，许多民族资本家、戏曲艺人踊跃捐款，如豫剧艺人常香玉就捐献了一架米格战斗机。据《北京解放三十五年志》记载，1951年6月15日，“北京各界妇女响应抗美援朝号召，捐献了一架‘北京女子号’飞机”。 当年6月17日，“京剧表演艺术家王耀庆、尚和宇、谭小培等人用义演所得购买了一架‘鲁迅’号飞机，以支援抗美援朝战争”。街头妇女们编筐或做手工艺品所得的钱，可能都用来捐赠“京女子号”的飞机，也就是苏制米格15型战斗机。

1992年3月22日，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左）在京郊中国航空博物馆参观“常香玉”号飞机。

《胡同》中，藏有田满腔热情地投入街道保安委员会的工作，凭借机智的她协助公安人员抓获了特务。情节当然是虚构的艺术创作，但解放初期的清剿敌特、清剿匪匪的战役却是真实存在的。据有关统计，仅1950年，北京就破获敌特案件225起，清剿匪匪案件239起，逮捕一贯道头目301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公安部门破获的敌特案，主犯意大利人李安东和日本人山口隆一密谋破坏国庆一周年庆典，因而被公安部门逮捕。

在打击各类犯罪集团和犯罪分子的过程中，街头治安员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剧中田枣这一角色的出现有一定的现实依据。由于街头治安员的特殊作用和功绩，他们被人们戏称为“小脚侦探队”。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演变为“西城大妈”、“朝阳群众”，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安体系。

春熙是《胡同》中的人物，她原本是“八大胡同”中的妓女，剧中有她与旗人索三的悲情爱情故事和妓女改造情节。虽然不是《胡同》的主线情节，但老北京的废除妓院、改造妓女确实发生过，一度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后妇女彻底解放的壮举。新中国成立一个多月后，1949年11月正式成立的北京市政府通过了关闭妓院的决定。据《北京解放三十五年大事记》记载，“全市共关闭妓院224家，收容妓女1200余人，集中收留妓院老板、管理人454人，没收妓院财产”。关闭妓院事件在很多年前就已在多部电影中有所体现。 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唯一一次做得最彻底、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扫黄打非”行动。

《胡同》中，还有私班收徒教戏、买卖古董、买卖蟋蟀、斗蟋蟀、拆除违章墙、管理墙洞洞口等情节，如果细细读来，就会发现其中有不少值得人们回味的历史典故。

夜市、早市和摊贩

《胡同》以北京市民生活为题材，除了细节的真实性，自然也凸显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其中个体户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夜市、早市成为描写的重点。

不管是早市还是夜市，在我国出现得很早，至少在宋代的《东京梦华录》中就有。在老北京，夜市和早市都有。老北京人把早市叫做小市。因为当时照明设备不足，还要考虑城中治安，而且这种集市在清代多在外城，也就是当时的宣武门、崇文门外，还有东小市、西小市、小市口等地名，就是证据。老北京的一些夜市被称为鬼市，因为这些“夜市”主要卖的是估价过的衣服，其他的商品也混杂其中，包括一些不正宗的，一些稀有的物品，还有一些假货来骗人，所以被称为“鬼市”。

关于早市和鬼市，报刊杂志上有很多讨论，就先不说了。北京改革开放后，1980年前后在前门大栅栏一带开设了夜市，但那只是夜市的雏形，摊位很少，主要是因为大栅栏里的瑞蚨祥、内联盛、张一元、同仁堂等商户延长了营业时间，但当时的确人头攒动，灯火通明，影响很大，为后来出现的夜市、早市埋下了伏笔。

胡同里的夜市以西单夜市为蓝本，但经营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当属东华门夜市。东华门夜市以售卖各地小吃为主，与专营服装的夜市不同。虽然以售卖各地小吃为主，但东华门夜市曾一度被列为北京的旅游项目，一度蜚声海内外。2016年6月24日，东华门夜市闭市，北京媒体大肆报道，被视为大事。如北京晚报当年6月7日报道：“32年历史的东华门夜市24日告别”，另有媒体称“东华门夜市卖完即告别”。闭市当天，北京晚报也称“东华门夜市牌坊 电视剧，今晚告别”，且只有“当天有120个摊位在坚持，其余摊位已黑，已提前撤离”。 就这样，在北京存在了30多年的东华门夜市消失了。

隆福大厦顶层的隆福文化馆，以隆福寺早市最为著名。摄影：邓炜

早市出现和消失的时间与夜市差不多，早市主要卖蔬菜、水果等农副产品，当然也有一些卖服装、鞋帽、百货的摊位，但都是廉价商品。最著名的早市当属隆福寺早市，每天早上5点半开市，8点半闭市。由于季节因素，有时开市早，有时闭市晚。2016年6月12日，隆福寺早市全面闭市。有报纸报道：“隆福寺早市今日闭市，最后三个小时过去了。”2016年6月8日，北京晚报也刊登了记者的调查文章，报道了隆福寺早市的爱恨情仇，全面客观地评价了隆福寺早市，消除了一些人对早市闭市的疑虑。 关闭当天，还出现“隆福寺早市今晨关闭”的报道，告别开业20余年的隆福寺早市。

没有了早市和夜市，北京变得安静了一些，街道也干净宽敞了一些，但也留下了孤独和遗憾。如今人们只能通过《胡同》等“京味”电视剧，才能体会到曾经的热闹场景。

在“胡同”里，有拆除胡同违章建筑、拆墙做生意的情况。北京历史上有在胡同开饭店、酒楼的传统，就连广和居、便宜坊、会贤堂等都喜欢开在背街小巷里。十几年前整顿背街小巷时，确实有一些小店铺被依法关闭、拆除，但整顿并不是“一刀切”，一些有影响、对老百姓有利的因素还保留了下来，比如后海鸭儿胡同里的“鸭儿李记”小吃店，至今还在营业。东城区翠华胡同里的悦宾酒家，不仅生意红火，还开了分店。悦宾酒家是改革开放后北京第一家个体酒家，起到了龙头作用，1980年10月7日开业。

改革开放之初，早市、夜市上就有一些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他们大多是失业的社会人员和从农村回来的年轻人。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这些人被人们称为“走私犯”，甚至“投机者”，不被理解。《胡同》里的林卫东、小敏、娟子、刚子等人，也时不时地以“走私犯”自居，其实他们干活很辛苦，从南方买货，用大编织袋背回来，很苦很辛苦，也靠着辛勤的劳动挣钱，真正靠辛勤劳动致富。所以后来《刑法》取消了“偷盗、走私罪”，词典里再也没有出现“走私犯”这个贬义词。《胡同》里的林卫东、小敏等人成了正面人物。

人力车、帽徽和酒吧

很多带有京味的电视剧，由于一些导演对历史的误解、对民俗的不了解，必然会出现很多“硬伤”。虽然这些“硬伤”可以避免，但还是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出现。《胡同》也是如此。

1953年，中国第二批赴朝鲜人民代表团艺术团在前线进行慰问演出。图为常香玉演唱《抗美援朝志愿军曲》。新华社/

《胡同》中，有关于公民积极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的细节。其中，志愿军帽徽上的红色五星军徽是常识性错误。志愿军最初秘密出国作战，首批入朝部队军官穿朝鲜人民军军服，士兵有一部分穿朝鲜军服，大部分穿解放军军服。由于是以“志愿军”名义参战，所有人员和部队在入朝前，必须将帽徽、胸章等带有解放军标志的物品留在国内，只留白底黑字的胸章。《胡同》中志愿军士兵的红色五星帽徽十分醒目，但并非历史真相。这样的小瑕疵在戏剧、电视剧中早已屡见不鲜。 比如样板剧《智取威虎山》中解放军士兵全部佩戴红领章，就是败笔之一。解放军佩戴红领章是在1966年以后，在此之前也有领章、肩章。1966年军衔制度废除，改为佩戴红领章。又如《过鸭绿江》中志愿军士兵的帽子，从彭德怀到普通士兵，没有一枚领章。《胡同》可以作为参考。另外，在反映上世纪50年代生活的《胡同》第一回中，剧中一些人物穿的“帆布鞋”在如今年轻人中很流行，这种说法并不十分准确。帆布鞋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出现，现在一些年轻人在衣着上流行“复古”。 20世纪50年代及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最时髦的就是军用胶鞋，也就是俗称的“军跑鞋”，它轻便、便宜，当时的年轻人能有一双这样的鞋子是非常自豪的。

在胡同里，关于“天桥杂货铺”的字眼很多。然而人们不知道，天桥杂货铺从来没被人说过。天桥只是一个“酒吧铺”，而不是“购物铺”。天桥以前主要是演武场。在这里摆摊的人中，至少有三代“八怪”，个个都很古怪，但并不卖杂货，最多卖点“功德丸”和药糖。而且，在北京解放前，天桥是“四大霸王”、“林家五虎”等地痞流氓的地盘，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形形色色的人都聚集在这里，所以被称为“酒吧铺”。几年前，出版了一本书《老北京酒吧铺——天桥的回忆与解读》。 本书第二部分《学术写作中的酒吧场所·天桥》对酒吧场所天桥进行了专门的探讨，再次证明天桥是“酒吧场所”而非“购物场所”，酒吧场所与杂货场所虽然只差一个字，但内涵却大不相同。

在一些“京味”电视剧中，如《芝麻胡同》、《新世界》、《胡同》等，黄包车是使用最多的道具，与剧情关系很大。不过，黄包车在1938年之前就已经被列为老北京的重要交通工具，1937年才被三轮车取代。在1945年以后，甚至在北京解放初期的一些电视剧中看到黄包车，就有点不合适了。黄包车又称日式黄包车，是日本发明的一种交通工具。在东京等日本大城市，至今还有年轻人拉着黄包车供游客乘坐。当然，他们不是作为交通工具，而是作为一种娱乐方式。1938年之前，北京街头确实有很多黄包车和黄包车夫，甚至老舍先生也以他们为素材创作了《骆驼祥子》。 但北京解放前夕，人力车很少见，剧作《龙须沟》中的丁四就是拉三轮车的，老舍是“老北京人”，再让丁四拉人力车未免有些不合适。

拉黄包车的人——何大奇作品

据《老北京行》一书记载：“三轮车出现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左右，北京第一辆三轮车是日本人赠送给当时北洋政府高级官僚蒋朝宗的。直到1937年，北京街头才出现商业三轮车”，当时“不少人力车都被三轮车所代替”。“到1940年，北京有三轮车租赁厂200多家，三轮车总数达1万辆左右，而人力车（运财车）则迅速减少。到解放前夕，街头车辆多为三轮车，人力车已所剩无几”。

为了凸显“北京味”，导演在剧中让黄包车“穿越时空”，其实大可不必，还是要注意，不同时代，生活工具是不一样的。

具有“京味”的电视剧一直受到北京市民的青睐。为了营造氛围，一些电视剧和电影少不了摆摊、摊贩卖货品的环节，但有些细节还是要注意的。就拿摆摊来说，它是“一年四季的产物”，每个季节都不一样，每个季节摆卖的东西不能混在一起。街上卖什么也有规矩，并不是一年四季都有卖糖葫芦的摊贩，也不是街上就有卖风筝、春联的摊位。记得80年代关于长城石刻的电影《骆驼祥子》上映后，北京晚报五色图刊登了20多篇介绍背景的文章，作者从历史、文化、民俗等角度印证了电影中老北京背景的真实性。 显然，这些对于今后拍摄“北京味”电视剧有着参考价值。

电视剧不是历史，但有历史内容。历史是社会科学，但与艺术创作并不冲突，都属于意识形态。如果不是刻意要演一部“虚构”的作品，还是应该对历史有一定的了解和尊重。